摘要:  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法益既包括诸种具体人格权，也包括其他一般人格利益。

参见Bernhardt,JZ 1963,S.302 ff.(303 f.);Schwabe,DÖV 1973,S. 623 ff.(626 ff.);Löwer,Klagebefugnis und Kontrollumfang der richterlichen Planprüfung bei Straßenrechtlichen Planfeststellungen,DVBl.1981,S.528 ff.(insbes.530 m.weit.Nachw.);Obermayer(Fn.80),S.117 以及 Kloepfer,Rechtsschutz im Umweltschutz,VerwArch 76(1985),S.371 ff.(388);也参见Henke,DÖV 1984,S.1 ff.(9). [[189]] 参见Ramsauer,AöR 111(1986),S.501 ff.(511 ff.). [[190]] 参见BVerwGE 1,159;Rüfner,Die Rechtsformen der sozialen Sicherung und das Allgemeine Verwaltungsrecht,VVDStRL 28(1970),S.187 ff.(191);Rupp(Fn.143),S.269与Kloepfer(Fn.127),S.3 ff.相关页。因此大可得出如下命题：根本不存在一个封闭的、将除对于保护规范理论认识以外的所有相关见解均纳入其中的通说。

但保护规范理论立基于存疑的原理：作为保护规范理论基础的利益概念并不明确，公益与私益的区分颇有疑问。保护规范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已经从这一转变中得出必然的结论：从程序权利的存在得出背后的实体主观权利的推断，并不存在[[96]]。但是上述诸多主观权利在被原则上承认后经由司法实践得以迅速实现，尽管这经常与通说相悖。此外，阿斯曼还只在一般法律规范的解释中赋予基本权利以规范内效力[[41]]。在这一问题中，尽管现今的保护规范代表人物原则上明显主张行政法优先，相应地首先在一般法律中寻找主观权利的规范基础[[149]]。

在这一解释规则[[98]]后，人们通常认为，特定被保护的主体范围的可限定性对于主观权利的查明十分重要[[99]]。对于魏玛宪法中（作为直接适用的法）的基本权利，布勒再次明确指出，这些基本权利就是主观公权利，并且甚至将其称为主观公权利的原型（Bühler,Die Reichsverfassung vom 11.August 1919,Kommentar,3.Aufl.,1929,S.121）。如此巨大的反差并不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也不能笼统地用合宪性审查去涵摄合法性审查，因为，这可能给合宪性审查带来不能承受之重，在合宪性审查尚未启动或者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它如何吸纳和引领呢，是否意味着合法性审查也要停滞不前呢？无论是用合法性审查去涵盖合宪性审查，还是用合宪性审查去抵消合法性审查，都无法彰显各自特有的意义和功能，甚至会造成制度的混乱与错位，模糊对各自真实状况的理性考察与分析。不是怎么抑制公民提请合宪性审查的热情，而是如何避免出现公民对宪法的冷漠。宪法监督不仅在宪法上有明确的规范依据，而且一向为执政党所特别看重：健全宪法和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坚决纠正违宪行为，成为十八大以来党的一系列纲领性文献中所反复强调的重大话题。3、合宪性审查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法治保障。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违宪审查一词逐渐确立了稳固的学术主流地位。同时，为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配合重要法律修改、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或者回应社会关注热点，多次有重点地对某类规范性文件开展集中性审查。

一是提出审查建议，即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16]法律会不会违宪、进而能不能成为违宪审查的对象，长期以来是颇令学界深感困惑的一个问题，对此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合宪性审查的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或其他因素的强力驱动下，‘你提你的，我做我的以及对审查研究意见不理不睬不办的现象不是不可能发生。所以，合宪性审查不仅是一项高度技术化的法治作业，更是一项政治内涵极为丰富的时代课题。

这不仅可以加强对审查工作的社会监督、促使审查机构认真对待公民的审查建议，同时可以有效地提升全社会的宪法观念，使公民在合宪性审查的实践中真实感受到宪法的存在及与自身利益的密切联系，从而有助于激发公民敬仰宪法、捍卫宪法的政治情感。例如，是全部撤销还是部分撤销？如果一个规范性文件从立法宗旨到具体条款存在着全局性的违宪问题，当然应该全部撤销，但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在这一体制中，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宪法监督方面的最高决定权，所有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都必须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范围之内，受制于人大的监督，而且这种监督具有最高性和终局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审查建议主要限于合法性问题，因此，所增加工作量主要仍是合法性审查，合宪性问题远不是审查建议的主流，也不会成为审查工作的沉重负担。

[30]由此可见，备案审查虽然刚性不足，但的确发挥了一定的功效。[10]但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的其他一些规范性文件，如国务院的决定和命令、省级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等，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将其纳入备案审查的范围。

然而，在我国的宪法体制中，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从根本上讲具有同质性，上面对国家机关所作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法院系统。是依托现有的法规备案审查室，还是再设立其他的辅助机关。

[26]事实上，目前有件必备尚未完全落实，备案范围有待进一步厘清，报送备案不规范、不及时甚至漏报的情况仍有发生（见《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这不仅有助于激活静态的宪法条款、彰显宪法的最高效力和权威，而且，给公民提供了一个直接经历宪法实践、感受宪法价值的制度平台，从而有助于人们在内心深处真正生发出对宪法敬仰和信赖，进而有助于在全社会逐渐形成理性而成熟的宪法文化与法治氛围。既不能以合法性审查去替代合宪性审查，因为，这可能遮蔽宪法自身的独特价值和魅力，并使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这一政治决断失去现实根基。因此，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绝然界分，由一套审查体系和一个审查机构统一进行，显然更有利于统筹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不必刻意地去区分是合法性审查还是合宪性审查的受理范围，也不必受移送、转交等程序之累或者判断标准不同的困扰。这就需要立足于中国经验和实际，以现行制度和既有实践为依据，扎实有效地推进备案审查的完善与发展，不断拓展备案审查的范围和层次，积极进行必不可少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科学凝练合宪性审查的理论依据和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稳健地推动合法性审查向合宪性审查的实质性转型与发展。但在很多情况下，立法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不是备案时通过字面研究就可以发现的，而往往是在适用过程中才能暴露出来，任何事先的预防性审查都不可能精密而周全地发现法律规范所可能存在的星罗棋布的疏漏。

只有在合法性审查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宪法才有出场的必要。这里没有提到是否存在直接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况。

[28]可以是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具有专业、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不仅对相关领域的实际情况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可以提出建设性的立法方案，而且能够对本行业的利益诉求有效地筛选、整合并进行组织化的表达和博弈，因而能够比公民个体更好地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利益。尤其是十九大报告超越了以往单纯政治话语层面的宏大叙事，不是仅仅做出一般的原则性号召，而是深入到微观的制度建构与措施，要求通过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来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进而达到维护宪法权威的目的。

因为，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公民提出的审查建议并不是必然进入审查程序，而是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这些担心并非多余，甚至成为滞延宪法监督的重要原因。

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可以视作是观察和分析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样本。地方人大常委会对本级及下级地方政府规章以及下一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和本级地方政府的决定、命令进行备案审查。3、从审查效力看，备案审查更注重柔性的沟通协商而非强制性的直接改变或撤销，即对于在审查中发现存在与法律相抵触或者不适当问题的，一般是通过内部沟通协商的方式，督促制定机关自行修改纠正，而非径直加以改变或撤销。而要尽可能彻底有效地克服这些弱点，关键就在于设立一个高规格、有权威的审查机关。

由此，设置宪法委员会的设想不再是理论界在青灯黄卷下的沙盘推演和热切期待，而成为实实在在的机构建制，这在完善宪法实施监督机制方面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法工委对这些建议逐一进行认真研究并积极稳妥作出了处理。

而在地方立法主体不断扩容以及地方利益日趋多元化的情况下，通过合宪性审查保证全国政令统一就显得尤为必要。而备案审查工作委员会专门承担公民审查建议的受理工作，并对涉及到合宪合法性问题统一进行审查研究。

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10月30日AA12版。加强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不仅是学术界长久以来的殷殷期盼，同样是执政党所鼎力实现的政治诉求和法治目标。

由备案审查工作机构承担合宪性审查，显然有利于统筹推进这两项工作。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写入了合宪性审查这五个字，可谓字字千金。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另起炉灶、破旧立新，而是立足于现有制度的完善和改造，充分挖掘和拓展备案审查的制度潜力以使其发挥合宪性审查的功效，并为以后此项工作的长足发展积累必要的经验和准备。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这为实现备案审查的全覆盖提供了依据。

[31]这不仅使得这一机制的实效性颇受怀疑，也使得整个宪法监督制度的表现饱受争议。尤其是考虑到，在我国法制统一的原则之下，下位法都是依据上位法而制定的，最终又都统一于法律以及法律之上的宪法。

在时机和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人们当然期望由健全的组织机构通过完善的法定程序来专司宪法监督工作，但也不必为有没有这样的机构而纠结，更不必把设立高规格的机构作为合宪性审查的不二法门。其次，立法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利益天平的倾斜甚至失衡情况，加之人类认知能力以及立法水平和能力的局限，法律规则的疏漏乃至相互之间的抵牾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实现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自洽、高度和谐，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的立法状态。

[8]由于宪法监督这一法律化实施机制的疲软甚或虚置，致使违宪行为无法受到宪法层面的评价与纠正，宪法权威自然也难以得以真正树立。因此，要使合宪性审查落到实处，就必须确立公民在宪法实施中的主体性地位、真正从民间社会汲取合宪性审查的力量。